次韵子瞻武昌西山
漫郎江南酒隐处,古木参天应手栽。
石坳为尊酌花鸟,自许作鼎调盐梅。
平生四海苏太史,酒浇不下胸崔嵬。
黄州副使坐閒散,谏疏无路通银台。
鹦鹉洲前弄明月,江妃起舞袜生埃。
次山醉魂招彷佛,步入寒溪金碧堆。
洗湔尘痕饮嘉客,笑倚武昌江作罍。
谁知文章照今古,野老争席渔争隈。
邓公勒铭留刻画,刳剔银钩洗绿苔。
琢磨十年烟雨晦,摸索一读心眼开。
谪去长沙忧鵩入,归来杞国痛天摧。
玉堂却对邓公直,北门唤仗听风雷。
山川悠远莫浪许,富贵峥嵘今鼎来。
万壑松声如在耳,意不及此文生哀。
次韵子瞻武昌西山翻译
号称漫郎的元结江南隐居的地方,参天古木应是他当年亲手自栽。以石凹作樽请花鸟饮酒,自许是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材。平生八方漂流名扬四海的苏太史,多少酒也浇不下胸中郁结的磊块。贬作闲散的黄州团练副使,心系国事谏书却递送不到宫中省台。只好在鹦鹉洲前观赏明月,看江妃起舞罗袜生出尘埃。恍惚间似乎招来了元次山的醉魂,一同步入寒溪金碧绘成的山水。苏公洗净次山用过的洼樽来分酌嘉客,笑倚武昌西山把长江当成硕大酒罍。谁知苏公的文章光照今古,却长年和农父渔夫争夺席位。邓公写成洼樽铭刻上山石,镌刻的字迹遒丽如银钩尽洗青苔。雕琢刻画十年来烟雨将它弄得灰暗,好好摸索得到旧迹,一读就心眼皆开。像忠贞的贾谊谪往长沙忧虑鸟入户,苏公也被长久贬居在偏远的湖北。还朝后依然如杞人忧国无济于事,为天子圣驾崩摧痛哭伤悲。翰林院正好和邓公一同值夜,北门外拄着手杖共听疾风惊雷。山川已很悠远,请不要空自许身,超越寻常的富贵如今刚刚到来。千山万壑雄奇的松涛声仿佛响在耳边,不能再漫游江湖,诗文中透出悲哀。
次韵子瞻武昌西山赏析
从诗的结构来看,既可以由苏轼“步上西山”写起,也可以由苏轼和邓公会宿时追溯上去;然而,他在开头四句中先写元结(元次山)。第一句中,“漫郎”是元结自号;江南即指武昌;“酒隐”概括元结当时生活,简洁明朗,且便于与“樽”联结。第二句写其地之胜:突出“古木参天”,形象优美;想象其为元结所手栽,有助于表现元结性格,且为末尾“万壑松声”作伏笔。第三、四句写元结在“石坳”处作樽,并想象其用樽以“酌花鸟”,且点明元结抱负,写出他“自许”为“调和鼎鼐”之手,即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。这样就把作“洼樽”与治天下联结起来。用手栽林木,用樽“酌花鸟”,志在“调盐梅”,把元结写成既务实,又脱俗,既豪迈不羁,又关心人民的诗人,因而此樽也就不同寻常。元结作为一位关心人民的诗人,曾为杜甫所推重,所以,黄庭坚所想象的有一定根据,其中虽有夸张,但非揄扬过实。其立意之高远与想象之丰富,则又是值得称赞的。
“平生”以下十二句,转写苏轼在黄州“往来溪山”,访得“洼樽”,并用酒樽与客对饮。妙在奇峰突起,先写苏轼胸襟。此段第一句用“四海”修饰苏太史,虽是套用习凿齿会见释道安时所说的“四海习凿齿”那句话,但同时更概括了苏轼屡遭贬谪、南北奔波的经历与名重天下的身分(当时的人说苏轼“四海共知霜翼满”),这是切合实际的。紧接着点出“酒浇不下胸崔嵬”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:王忱说阮籍胸中的垒块须以酒浇之。“垒块”指心中郁结不平,“崔嵬”而“酒浇不下”,则郁结不平之气更高更大。这就进一步刻画出苏轼的心灵。苏轼认为“士以气为主”,他所推重的是范滂、孔融、李白这样一些人,所以黄庭坚这样写是把握了苏轼的性格特征的。这也正是苏轼与元结的“自许作鼎调盐梅”有相通之处的原因。
接下去转入苏轼在黄州。用“谏疏无路通银台”,进一步写苏轼虽被贬,但心不忘国,只因无路可通,才不得不寄情山水,而于“鹦鹉洲前弄明月”(鹦鹉洲,点明武昌;其地又是弥衡墓的所在)、“江妃起舞袜生埃”,如同黄庭坚在咏水仙花诗中讲的“凌波仙子生尘袜,水上盈盈步微月”,这里则用来刻画苏轼诗的“感天地”、“动鬼神”,使女仙也为之起舞。这六句是对苏轼形象的刻画。接着进一步刻画苏轼“步入寒溪”,招得“次山醉魂”,点出“洼樽”,这才与第一段衔接起来。接着又想象苏轼洗掉洼樽上的“尘痕”,把大江这个大“罍”中的美酒,舀入洼樽,再由洼樽中舀出,用来“酌嘉客”。苏轼原诗中,就有“春江绿涨葡萄醅”,黄庭坚说“江作罍”,正是根据苏轼诗来的。这与第一段中写元结的“酌花鸟”,又可互相补充,互相映照。苏轼的“嘉客”中,固有二、三位士大夫,更多的是山中“野老”(见苏辙《武昌九曲亭记》)和渔樵(苏轼《答李端叔书》:“扁舟草屦,放浪山水间,与渔樵杂处,往往为醉人所推骂”)。黄庭坚说“野老争席渔争隈”,不仅写当时情景,更暗示苏轼文章虽好,但不得朝廷重用,只好与渔樵相处。
黄庭坚此诗主要是为苏轼而作,故以浓墨重笔写苏轼。写苏轼既豪放、又平易,既执着、又洒脱,“文章憎命”,然而仍不忘君国,久经迁谪,仍然豁达自如,刻画出苏轼的个性,写得栩栩如生。
接下去,“叙东坡摩挲邓公之铭”(曾国藩《求阔斋读书记》),这是题中应有之笔。苏轼原诗中有“公有妙语留山隈,至今好字除草棘,常恐野火烧苍苔”的句子。黄庭坚则只就苏轼来说,详略得宜,亦见剪裁之妙。邓公名邓润甫,绍圣年间(1094-1098),官至尚书左丞。
最后,即“谪去”至末八句,“叙东坡还京与邓同值玉堂”(《求阔斋读书记》)。其中又可分为几层。
“谪去”句回应“黄州”一段,把苏轼比作贾谊。“归来”指还京,“天摧”一向解为指神宗之死。这是纪事。苏轼在《武昌西山》的第二首中说他自己“欲收暮景返田里,远泝江水穷离堆。还朝岂独羞老病,自叹才尽倾空罍”,心情并不是很好。黄庭坚针对这点,指出“山川悠远莫浪许,富贵峥嵘今鼎来”,这是劝勉之词。联系第一段,即希望苏轼也像元结那样“自许作鼎调盐梅”。当时宋哲宗即位,太后临朝,尽废王安石“新法”,苏轼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。当时有人写诗给苏轼说“遥知丹地开黄卷,解记清波没白鸥”,即劝苏轼隐居。但黄庭坚反以“富贵”来说苏轼,这要联系末两句来看。在末两句中,他指出,苏轼想的并不是“富贵鼎来”,而是“松声在耳”,这是事实,值得深思。他“意不及此(指富贵,或者说‘作鼎调盐梅’)”是有原因的,因为他“坐闲散”时还想写“谏疏”,还朝以后,“富贵鼎来”之时,却反而想着江湖,想着退隐。到底是什么原因,他没有写,也不需要写,因为“文生哀”三字就能传之言外。作者正是在抑扬顿挫中写出“难言之意”的。这也是用“不说出”来写“说不出”之情,是诗的神韵所在。任渊说“山谷诗律妙一世,用意未易窥测”(《山谷诗注》),实则黄庭坚的诗虽“笔势放纵”(《豫章先生传赞》),但前后关联之处,有迹可寻,若能细心玩味其词气,理出脉络,则其用意自明。诗中体现了作者立意之高、尽意之巧。
创作背景
哲宗元祐元年(1086),苏轼作《武昌西山》诗,序云:“嘉祐中,翰林学士丞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,常游寒溪西山,山中人至今能言之。轼谪居黄冈,与武昌相望,亦常往来溪山间。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,考试馆职,与圣求会宿玉堂,偶话旧事。圣求尝作《元次山洼尊铭》刻之岩石,因为此诗,请圣求同赋,当以遗邑人,使刻之铭侧。”此诗一写出,和诗者三十余,山谷此诗亦作于元祐元年。
作者简介
黄庭坚: (1045-1105),字鲁直,自号山谷道人,晚号涪翁,洪州分宁(今 江西修水)人。英宗治平四年(1067)进士。哲宗立,召为校书郎、《神宗实录》 检讨官。后擢起居舍人。绍圣初,新党谓其修史“多诬”,贬涪州别驾,安置 黔州等地。徽宗初,羁管宜州卒。工诗文,早年受知于苏轼,与张耒、晁补之、 秦观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。诗与苏轼并称“苏黄”,为江西诗派开山,有《豫 章黄先生文集》。词与秦观齐名,有《山谷琴趣外篇》、龙榆生《豫章黄先生 词》。词风流宕豪迈,较接近苏轼。晁补之云:“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,然不 …… 查看黄庭坚详情